据说宗庆后的祖父曾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显赫的人物，宗庆后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就被划分到了最底层的“黑五类”。我们可以想象他受到来自周围的鄙夷。
宗的父亲因为这种“显赫”的背景，竟很长一段岁月里找不到养家糊口的工作，宗一家兄弟姐妹5人都靠做小学老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仅初中毕业的宗就到舟山马目农场挖盐。
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
 宗成名后在众人前回忆起这一段岁月竟然潸然泪下，在海滩上挖盐，晒盐，挑盐，在茶场种茶，割稻，烧窑，用宗自己的话说：“饭是有一顿没一顿。”那时的宗庆后的脑子里究竟有什么样的梦想，有什么样的青春悸动我们的已不得而知了。但在被命运之神遗忘的那段灰色的乡村岁月，宗庆后一待就是足足15年。
所以宗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他回到杭州的时候已经33岁了，一切都是零。从最底层的推销员做起一做又是10年的时间，他决定要创业的时候已经42岁了，而很多他的同龄人早就被生活折磨得失去了生气，而宗却像发了疯一样地在奋斗。
42岁时他还踩着三轮车，在杭州的街头巷尾叫卖棒冰和笔记本，棒冰卖一根赚一分钱。面对命运的逆境，他采取的是抗争，并紧紧抓住了命运给予的一丝可能，以夸父追日般的付出，以弥补往日所有的遗憾和壮志未酬。
这种隐忍和毅力更体现在了他与全球食品巨头达能争斗中，而后者与宗在中国合作了长达11年，握有更雄厚的资本和资源，竟没能在这场跨日持久的争斗中占到太多便宜，宗的运筹帷幄可见一斑。
在长达3年的法律诉讼中，达能先发制人，在全球对哇哈哈发起了法律攻势，并且在舆论上讥讽宗是民族主义，并揭发宗及其家人早在1999年就获得美国绿卡的事实。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宗的反击可以说是沉着老成。
事情的开端是由于宗在合资公司之外以自己家人的名义开设了大量的工厂和分公司，达能发现了宗玩的这种“猫腻”，便提出以40亿人民币购入非合资部分的51%的股份，宗以“捍卫中国民族品牌”为由进行抵制。
2007年5月开始，达能在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等地不仅诉讼娃哈哈非合资公司，更把宗庆后一家三口告了个遍。
2007年 6月7日，宗庆后请辞合资公司董事长职务，声称“腾出精力和时间来应对贵公司（达能集团）提起的法律诉讼”。
宗庆后控制下的娃哈哈开始对商标纠纷提起申请，中国沈阳、吉林、宜昌等地法院也先后接到娃哈哈针对达能法籍高管同时担任多家竞争企业董事和高层管理者的系列诉讼。
 娃哈哈在国内的诉讼中开始屡获胜利。而达能的海外诉讼尚未有结果。在开始的14个月来里，宣称坚持法律手段的达能明显处于下风，达能采取了各种公关手段包括攻击宗的税收问题、国籍问题，但都没有撼动宗对局势的控制。
最后达能于决定，把自己在合资企业中所持51%股份以仅3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宗庆后 。英国《金融时报》用“笑到了最后”（has the last laugh）来形容他，国领导人胡锦涛和萨科齐都不得不在会谈时讨论此事，商务部亦曾出面调停。
最后，强势的宗庆后在去年踢走了大股东达能，结束了这场互相都想吃掉对方的商战。而现在，宗庆后晋升首富，他在去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与达能分手后发展更好”。
宗有生之年都在斗争，他是一个强人，这让我们很容易把他和中国近代的一些历史强人的个性联系起来比较，纵观起来他身上确实有很多中国传统的强势人物的影子。
强势的集权的领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过不惑之年的宗庆后，从校办企业办公室借了14万元，带了两名退休教师，开始了创业的征途。在2003年，哇哈哈品牌的财富为12亿元，到了2004年变成19亿，2005年65亿，2006年80亿，2007年260亿……直至2010年的800亿，较2009年多赚了530亿。
宗的第一桶金来自儿童营养液,当时一句“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几乎家喻户晓，一夜之间红遍中国，在推出第四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年销售额4个亿、完成了他的初步的原始积累，不久他就在杭州政府的撮合下，以8000万的代价并购了原杭州罐头食品厂；很快找开发出新的哇哈哈果奶产品，且仅用了30天的时间就在新工厂建起新的生产线。
 哇哈哈果奶也很快获得了市场的热捧，生产线开动后迅速稳定了工厂工人的情绪，工资和奖金也大幅的提高，宗的管理能力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工厂马上形成了高效干练的氛围。那些攻击他瓦解国营经济的人也失去了口实。
宗从这个时候开始树立起了自己的强势地位。 用宗的话说：“现在靠我吃饭的人多了 。”
多年来，娃哈哈一直是高度集权制的机构。这个在全国27个省市建有70余家合资控股、参股公司，拥有员工近2万名，总资产达76亿元的庞大企业，至今只设一个董事长和一个总经理，都由宗庆后一人担任，没有董事会。
有一个得到宗庆后本人证实的说法，一个产值上亿的分公司要买一辆电瓶车，需要宗庆后批条子。更有夸张的传言，买个扫把都需要“老板”的签字。
宗庆后坦言：“娃哈哈外地分公司的财务、销售、供应和人员都由总部控制，所以不会有太大的漏洞。钱是总部拨下去的，物资供应也由总部的供应部门负责。我们对于全国各厂是每个月按照产量付钱发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审计部，每半年审计一次，如果有问题也查得出来。另外，我们派往各地的管理者都是从内部选拔出来的，首先他接受了这个企业的文化，通过几年的考核后，是个可靠的人才，再提拔起来。另外，我们在每个省都有销售分公司，每个区都有区域经理，每个客户都有客户经理，所有的销售单子都要回到总部。”
可见宗并不是按照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在打造“哇哈哈”品牌，他使用了一个近乎封建体制的官僚管理体系来帮他管理这个庞大的企业，而一切的决定权他死死的握在了自己的手上，据说这样的模式在哇哈哈运行良好，宗就像古代帝王一样日夜批复一层一层上来的“奏折”，传说他的部长的文件开头语都是“根据您的指示...”
但这种管理必然有其弊端，或许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是一个好的方式。
所以哇哈哈直到今天在体制上都是宗的个人王国，但宗对人强调：“你看中国那些做得大的企业都是老板集权的。”
由于这种管理的弊端，宗反而在经营上非常的稳健小心，规避风险。总的来说，只有一些小的冒进，比如多元化策略下推出的哇哈哈童装和宗不肯承认失败的“非常可乐”项目。
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
值得一说的是宗是一个绝对的经验主义者或者说毛理论的追随者。
宗式天下在杭州市清泰路160号，娃哈哈集团总部六层的小楼显得低调而平和，与门口保安员近乎倨傲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进综合楼一楼大厅，一尊高大的宗庆后铜像赫然印入眼帘。
宗庆后曾经跟记者谈起过测字，他说“娃哈哈”三个字都是九笔，“九”这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说法，比如——九九至尊最大。
宗对达能在经营上的建议归结为“跟达能合作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国情。我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事情，他说反对的，我们坚持做了，都成功了”。
在中国，这些行为和语言你会觉得非常熟悉，会自然的联想到毛泽东，而其实宗那一代人对毛是爱恨有加的一代。
宗庆后曾戏称自己是决策管理的“感觉派”——“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面跑市场，我相信我的个人市场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娃哈哈市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他被西方媒体称为市场网络的“编织大师”。至今，他所一手独创的“联销体”营销模式，宗对外宣称是娃哈哈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地方。如今遍布全国的80多家公司，几千个一级批发商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二级、三级批发商和销售终端，共同筑就了娃哈哈在中国饮料行业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其实这个并不是新鲜，宗避开了强势国际品牌和强势品类产品的竞争，走了一条迂回的竞争模式，其产品在国内的（特别在广袤的农村）覆盖率远高于主要竞争对手。
这一点其实就是毛的理论里有名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点确实太适用在中国的土地上了，其实在与达能的斗争中，达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达能方面称：达能51%的控股股东身份和“娃哈哈”大的品牌号召力虽然均是不争事实，但达能也意识到“与经销商的关系最为重要，这正是宗先生和他的管理团队所掌握的。”
业内人士认为，“达能只是取得了空洞的胜利”——身为大股东的达能只是一个“局外人”，根本无法插手宗庆后的王国。
这种差异化竞争才是宗最后胜利的关键，工厂和品牌恐怕都是不最终要的，下至三级市场的渠道才是宗发财的秘密。而不懂中国“人情世故”的法国人只好往而却步。
宗在与达能争斗最激烈的时候曾对记者说：“中国有一位伟人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可以真实地反映我目前的心情。”
 宗在达能争端中辞呈公布第二日，娃哈哈的全国经销商、市场部和供应部职工及各个基地的员工发表六封措辞相似的公开信，“抵制达能，拥戴宗庆后”。最富戏剧性的是，在达能的上海媒体见面会上，40多名娃哈哈员工统一着黄色上装，高举横幅，整齐地高喊“我们要宗庆后，不要达能！”。这种场面似乎又在那个年代在天安门前曾经上演过，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
拒绝巴菲特
见过的人都说宗庆后沉默，温和，带着些许的浙江口音，说话不紧不慢，语言平实而朴素。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也只是住在一晚200的平价宾馆里。相比较历届前任首富的下场，宗的低调或许是有所顾及的。
宗对人说：“做事业的时候，没有功夫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说有钱，我能吃多少用多少？我的消费还不如我的员工呢，而且我也不太在乎。我现在就是穿得土里吧唧的，人家也不会看轻我的，你说是不是？等你做到我这个份上，你说不定也会和我一个样。”
在一些他身边的人的嘴里可以看出宗庆后给人的感觉总是深沉和难以接近的。
“他是孤独的企业家”。他身边的人这样评价他。据说宗连电脑都不用，所有的文件都是用朱批。
“宗总很节俭，至今一日三餐还基本都在公司食堂吃。”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们如此评价道。
连股神巴菲特的邀请宗都婉言谢绝，他的确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一个人，宗庆后一直低调面对自己的首富称号，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家若把钱用来投资，就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财政收入，这才是更为可行的慈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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